老兵简历：  
韩德明，生于1919年6月，浙江嘉善人。1936年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3期炮科，1938年毕业分发独立第5师任少尉连附，参加武汉保卫战立功晋升中尉。1939年到陆军机械化学校军官队学习，到第38集团军总部任军部教育副官，参加昆仑关战役。1943年任中国驻印军独立战车营第一连连长、副营长，带队反攻缅北，在缅甸达罗镇歼灭日军18师团指挥部，缴获18师团关防。1949年起义，离开部队到常德航运企业、湖南省航运局工作，“文革”中在“五七干校”劳动，下放宁乡县木材公司，在县物资局退休。现年97岁。

老兵口述：  
   我叫韩德明，1919年（民国八年）的6月出生于浙江嘉善。高祖住在南京马道街，祖父是走方郎中，在浙江德清县行医时与我祖母结婚，后来定居在嘉善。我初中在嘉兴一家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这让我有了一些英语基础。我的姐姐考入上海师范学校，姐夫从复旦大学毕业，他们在上海工作。1935年我也到上海读高中，当时南京、杭州、上海到处闹学潮要求抗日。上海的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学校组织大学生前往南京要求面见蒋介石，我跟着到了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全国的大学生和高中生都要集中军训，准备抗战。1936年夏天我们在苏州参加军训，坐火车到苏州，再步行十里到营地，高中生安排在老五团，大学生在老六团。当时36师驻扎在苏州，师长是宋希濂，兼学生军训的总队长。宋希濂有车不坐、有马不骑，和我们一起步行。走了两里地我们停下来休息，他一个一个地教我们脱下鞋子，用手掌摩脚掌，避免起泡。星期天我们到苏州郊外的天平山游玩，他也和我们一起走路，一起坐在草地上吃干粮。初次见面就使我们深感意外。

我从小喜欢体育运动，足球、篮球、排球、网球、羽毛球都打得不错。有一天军训闲暇我们踢足球，我担任守门员。正在玩得开心，宋希濂将军路过足球场，呢子军服笔挺，领章上两颗金星闪光，马靴锃亮，步履雄健，发出“橐橐”的声音，把我们都看呆了。以前我们下江人看不起当兵的，有一句老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那以后我们的观念就不同了：“好铁要打钉，当兵要当宋希濂的兵”。宋希濂停下脚步与我们打招呼，和我们一起踢足球，别看他穿着马靴，跑起来还很灵活。担任对方右前锋的宋将军突然起脚射门，球来得又快又猛，直奔我而来。我来不及反应，球砰的一声撞在我胸口弹出去了。宋希濂笑着说：这位小同学很勇敢，反应也很快啊！

我高中只读了一个学期就报名考黄埔军校，当时要求很严格，只招收20—25岁高中毕业以上体格强壮的青年，我是三个不够格：学历不够格、年龄不够格、身体条件不够格。我给宋希濂写了一封信，他写了一封信要秘书把我送到南京交给黄埔军校的教育处长徐权，徐权也是宋希濂的同期同学，就这样我被破格招收为黄埔军校第13期学员，编入炮科第一中队。

1937年8月13日上海淞沪抗战爆发，8月14日日本飞机轰炸南京，我们在紫金山中山陵躲警报，当天晚上黄埔军校决定内迁，8月16日晚上，在校的十一、十二、十三期一共三个总队从板桥出发，经过江西的九江、庐山、湖南长沙、常德，由湘川公路步行入川。中途十一期与十二期毕业，又招收了十四、十五期两个总队。行军艰苦，我们的炮车用骡马牵引，边行军边训练，终于到达四川铜梁。我们的学制本是三年，因为武汉会战吃紧，我们13期于1939年9月提前毕业。

毕业后，我和两个同学一起分到36军第5师山炮连，这个师当时是陪都重庆的警卫部队，代师长是张镜远，副师长兼旅长是李弥。当时山炮连正好有三个缺：连附、排长、弹药队长，冯玉祥副委员长正在师部督训，就做了三个纸团叫我们抓阄，我的两个同学分别抓到了“排长”和“弹药队长”，我抓到的是“连附”，所以我一到部队就没有当准尉，直接是少尉连附。冯玉祥还勉励我们向老兵学习，不要以为军校毕业了不起，“纸上谈兵”。当时正是武汉大会战，第5师奉命参战。在宜昌，由于日军飞机的轰炸，我们的船被击沉，多门大炮沉入长江。我们山炮连变成有兵无炮的步兵连。1938年10月武汉沦陷，第5师奉命撤过长江进入湖南岳阳的云溪，日本军队很快追来，有次进攻时，我从炮声听出日军的炮兵阵地离我们很近。我马上报告团长，团长指挥我带队冲过去，缴获了三门大炮。我们炮兵连有炮了，把我们高兴得不得了。接到捷报的李弥旅长命令我们把炮送到位于岳阳县荣家湾的32军团总部请功。大炮太重没法带走，我只好指挥士兵把炮身推进河里，拆卸下瞄准镜和撞针，安排士兵背上出发。一路上荒无人烟，难辨方向，我想办法，沿着部队设置的军用电话线前进，经过一天一夜找到了军团总部。军团长关麟征很高兴对我说：“韩德明，你从今天起破格提升中尉了”。他命令我们马上赶回驻地，路上又冷又饿，我们在一家农户家里烤了一堆红薯充饥，把湿透的军衣烤干，第二天赶回云溪。

有一天，我看到长沙方向火光冲天。后来我们撤退经过长沙，看到的是一片瓦砾焦土，才知道那就是“文夕大火”。1939年春，陆军机械化学校选拔一批军官去集训，要求符合三个条件：一是中央军事院校毕业，二是25岁以下、中尉或上尉军衔，三是有实战经验。我正好符合条件，被选中编入军官队学习装甲车驾驶与修理，教育长是徐庭瑶。毕业以后分到广西柳州，在38集团军总部担任联络参谋。昆仑关战役中，我们一个坦克连的7辆坦克正在行进，空袭警报响了，连长叫士兵离开战车躲进树林隐蔽。这时日军十多个骑兵冲过来，看见七辆坦克吓了一跳，下马隐蔽一边开枪，坦克连的士兵离开战车没法还击。日本人就用汽油把坦克给烧了。坦克车被骑兵俘获，战争史上都没这种事情。这真是奇耻大辱。也教训我们：战士决不能离开他的武器。

后来我又被派遣坐美国的军用运输机到印度参加美国人办的战车训练班，在加尔各答接收美国提供军事援助的M30A3A4坦克，这种坦克配备有一门主炮、三挺重机枪，前面的钢板厚达12厘米，机枪子弹打不穿。在加尔各答，我和廖耀湘住在酒店的同一个房间。接收坦克后，成立了直属驻印军总部的独立战车营，我是第一营营部连连长，后来是副营长兼连长。原计划由美国提供九个营的坦克，实际运到的只有六个营的装备。

训练五个月后,我们开赴缅北，隐蔽在野人山附近的新平洋准备参战。那个地方不见天日，到处是蚂蝗，蚂蝗打不死，你把它打成两截，它就变成两条。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日军18师团，日军很顽强，我们的牺牲很多。有一次，我们连在过孟拱浮桥时，一辆坦克的履带被日军炸断，一名坦克手钻出炮塔想要下去抢修，刚把身体伸出炮塔，就中枪倒下，接连牺牲了四个战士，才发现是日军的狙击手躲在树上开枪。还有两辆坦克掉进孟拱河，又牺牲九个战士，想起那些年纪轻轻的战士我就伤心难过。

1944年1月28日清早，从新平洋机场起飞的美军飞机开始对达罗镇的日军阵地猛烈轰炸，我们接到进攻的命令，高喊着“为战友报仇”迅速冲进达罗镇。我们一刻不停地开炮，用重机枪扫射，敌兵向我们开枪，子弹打在坦克的钢板上发出炒豆子般的清脆响声一片，在我们的枪口下，敌兵纷纷倒下，钢铁履带碾倒了日军的指挥所，来不及逃跑的多名军官被碾成了肉泥。战斗结束打扫战场，我们才知道歼灭的是18师团的指挥所，打死的日军指挥官是獭尾参谋长。我连打先锋的搜索排通讯组组长游杰士想从日军尸体上拣点洋落，钢笔啦、眼镜啦、打火机啦，他从一具敌尸的皮包里掏出来一颗印章，跑过来报告我，我一看是18师团的关防，正好营长赵振宇也过来了，我只好把缴获的大印交给营长。我找来一叠白纸，盖了几十个印章留念，以后陆续送人，只留下一个做纪念。我这辈子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当时情报不准，要早知道是18师团的指挥所，我们一定会穷追不舍，不会让师团长田中新一逃跑了。

在之后的密支那、八莫等战役里，我们战车营的坦克都冲得很快，经常碾着日本兵前进。芒友会师后，充当前导部队，攻克贵街、收复腊戍，迎来了抗战胜利。

缅甸战事结束，我已经升任少校副营长，奉命回国，带领车队从昆明回到长沙，在丝茅冲扎营。行军途中，我认识了我的爱人，她是长沙人，抗战中逃难到了贵州，抗战胜利搭我们的便车回家。回到长沙后，我们举行了婚礼，蒋介石送了一块匾给我，上写四个字“忠义人家”。这块匾后来不敢保存丢掉了。之后我们被派到河北打内战，我营的一辆战车故障抛锚，坦克兵被林彪的四野部队俘虏，过了几天，他们好好地回来了，还说八路优待俘虏，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就不想打内战了。我们接到命令去台湾，我思前想后没有去，后来参加起义，我就到爱人舅舅在常德开办的航运公司工作。

常德解放后，布告通知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到指定地方登记，我看到布告的署名有常德行署副专员陈采夫。我想起他曾是我在黄埔军校13期的副总队长，后来又是远征军司令部的长官，便去行署找他。卫兵不让进，我就掏出自己在原部队的符号交给卫兵，要他通报：“老部下、学生韩德明求见”。陈采夫一见我就很严肃地说：“韩德明，你要老实向人民交代罪恶，你有没有欺压过老百姓，有没有打骂过士兵，有没有开枪杀过人”，我回答：“报告长官，我没有欺压老百姓也没有打骂过士兵，我杀过人，我消灭过多少日本兵数不清，但没有杀过一个中国人！”

陈采夫是老地下党员，1955年调到湖南省水利厅当副厅长，我被调到省航运局财务科，还参加了海员俱乐部乐队。1957年陈采夫被划为右派受批判，1958年跳湘江自杀。我在“文革”中被安排到五七干校劳动，种菜喂猪。五七干校结束以后，我被安排到宁乡县木材公司工作，后来调到宁乡县物资局，几次有机会调回长沙都没有去，就在宁乡退休养老。

我这辈子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在缅甸进攻达罗，当时情报不准，要早知道是18师团的指挥所，我们一定会穷追不舍，不会让师团长田中新一逃跑掉。

向年轻一辈分享经历

记忆捐赠人：  
孟企平·《老兵》·《英雄战车驰缅北 报仇雪耻歼敌顽》